七十年代青藏科学考察记

1972年，我在北京看望父亲时，听到一个广播节目中在讲中国科学院在西藏进行一次大规模学术考察。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我原来总觉得西藏只是一个遥远、没有人烟的落后地区，寒冷、荒芜、空旷。因此听到它如画的美景和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时，我被深深地吸引了。那个广播节目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以至于我特别想亲眼看一看西藏，尽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去那里。当我对父亲 讲起那个广播节目和我的愿望时，父亲非常鼓励我，他说:“青藏科学考察是个宏伟的项目, 我 赞成你争取参加! 果真经多方奔走努力表达我的理想. 不久中国科学院终于接收我作为一名科考队员, 西藏高原深深吸引了我!
1974年，第一次听说赴青藏高原的探险计划时，我十分激动. 我那会儿在北京，妈妈在不久前刚刚去世，我们家度过了一个悲伤的新年。一天晚上，我们碰巧听到了一个广播节目“西藏南部的长江”，报道一个去那里考察的、由两百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探险队。我立刻被那个故事迷住了，决定要申请加入这支考察队，尽管我担心自己的性别和年龄（我那时43岁了）也许会是两个不利因素。的确，孙鸿烈大队长一开始并不想在赴西藏的这个项目中招收女科学家，因为他觉得高海拔地区野外艰苦的条件会让“未经锻炼过的女性”也许吃不消。但是，当他与我一个学微生物的同学交谈，并了解到我已在偏远区进行野外工作所积累的大量经验、我在艰苦条件下做困难工作的良好精神和能力之后，孙鸿列最后同意让我既做一个研究人员，也做一个采集人员。能成为四百名科学家中仅有的四名女成员之一，我感到十分自豪，同时，想起自己在大兴安岭和横断山脉的原始林中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和探险小队长的成功，这次看到集体考察队员精神力量, 我也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
1975年初，在北京开了一个准备会后，我去成都参加了一个对参加西藏探险的科学家进行的为期两周的训练。有时还会被送往位于海拔2500米的西宁，既为了适应高海拔，同时也为了学习我们将要考察的那一地区的地质地理、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东西让我十分激动，跨过 15个 5000米大山和甘孜大地震区的艰难道路, 我的理想是尽快亲身为建设青藏高原宝 地贡献智慧。
1976年6月，我们队在西藏东南的高地上寻找尚未有人到过的原始云杉群。每天几乎都有暴雨，帐篷、床和衣服全都湿透了. 有时真的不好受 。在极少极少的、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伸开胳膊，想把衣服在身上晾干。但藏族助手们却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有一种迷信，认为从衣服上蒸发出来的水会渗入四肢和骨头中。 最后.雨太多, 要野营已是很困难了，于是李文华队长就问当地的村民有没有空房给我们睡觉。我的蒙族学生敖特根和我很高兴能住到一间屋子里去，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的头上的确有了屋顶，可我们为这个保护却忍受了其他许多不适。我们住的是一栋两层的木头房子，底下一层四面都没有墙，用作牦牛棚。上面一层建在粗大的云杉木柱子上，有粗糙的木墙，墙上只有一个小孔，盖着木头窗板，一点光都透不进来。地上铺着木板，板与板之间空隙很大，下面牲畜难闻的气味就和冷风一起灌了进来。我们在一堆一堆的大麦杆旁边铺开睡袋，整夜里，我们在黑暗中都能感到老鼠在身上跑来跑去。但比老鼠更烦人的是老鼠带来的跳蚤。我如果打开手电筒，就能看见到处都有跳蚤在跳，而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时，身上都是被跳蚤咬过的痕迹。敖特根说她实在受够了这种小东西，终于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她对我说，她不能和我一起进行下一次野外考察了，尽管她知道那是很有价值的，她说条件太艰苦了。而在我数次对野外地区进行的考察中，我已经逐渐习惯了各种不同环境，因此我觉得自己经历过许多艰苦的条件，但在一次痛苦的受伤中，我自己的忍耐能力也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72、73年，中国科学院的自然资源委员会准备对青藏高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五六十年代，已有十支考察队在西藏做了一些预备性的研究。但这次考察将由来自三十个不同学科的四百名科学家组成，要对那块特殊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生态情况作一次集中系统的研究。1920年首次提出、并在1960年得到了证明的板块构造学说给出了一种新见解，认为印澳板块从欧亚板块中分离，从而导致了喜马拉雅山脉在六千年中逐渐隆起，并形成了青藏高原。二战期间，周恩来总理第一个提出，应当对这个地区进行一次科学探险，研究喜马拉雅山脉隆起所带来的生态影响，以及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七十年代，中国又有了其他一些强烈的动机，要安排一次地球物理学的勘测行动，以估定西藏的自然资源。尤其考虑到当时极需石油和水力等矿产能源，来减少中国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对青藏高原的考察计划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研究所所长孙鸿列领头，孙鸿列来自一个冒险之家，他父亲是一个地理学家，曾在二十年代骑着骆驼在中国西部的沙漠中寻找石油。那次探险成功了，人们在甘肃的玉门公园里为他父亲立了一座雕像以资纪念。
除了想看看西藏、让自己的学术生涯能有所发展、以及逃开文化大革命之外，我之所以想要去野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妈妈患胃癌和子宫癌已经两年了，因此她在1974年1月的去世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我还是因她的离开而心烦意乱，不由得想起她一生的不幸。妈妈是一个旧社会 的妇女，她一生的缩影正符合汉字“女”所体现的一种方式。“女”字下面是两笔交叉，意为“束缚”，交叉的上面一笔是个斜划，意为“依靠”。与此相对，汉字的“男”上面是一个被分成四份的长方形，象征着“田地”，下面则是一个笔画笔直有力的“力”。这些在封建时代形成的汉字，多少世纪以来将一种观念深植于人们心中，即，女子地位低于男子，必须依靠男子。在我妈妈生活的年代，在男女平等上已有了许多进步，在 1949年以后, 起码是在一些规定中是这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中，在括号里写道：“妇女与男子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一切领域中享有平等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父母结婚后，父亲经常在离家很远的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因此妈妈很少能和爸爸在一起。与中国无数妇女一样，妈妈的一生都忙于在多年的贫穷、饥饿、病痛和危险中将几个孩子带大。然而，尽管一生中有如此之多的不幸和动乱，她还是将一种充满希望和自信的态度传给了我，她的女儿。我觉得自己必须努力工作以证明这种今 天的妇女能力。去西藏的探险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实现妈妈希望中国妇女的处境能有所改善的愿望。数年之后，当我因在赴西藏的项目中的出色表现而被中国科学院授予特殊奖时，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奖献给我妈妈。

赴西藏探险前的准备

由于大部分反映西藏的照片都集中于12000英尺以上雄伟的山景，那里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因此人们总认为西藏是一片不毛之地，农业非常有限，植被稀疏。事实上，12000英尺以下，她有 舒适的北温带气候，加上很强的紫外线辐射，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并且使植物结籽很多。所以经过多年的演进，这里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迄今为止，植物学者已经在西藏发现了属于2008个科和1258个属的5766种植物。在这5766种植物中，由于青藏高原近期独特的地质演变史，43%为西藏特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另外的37%在东亚也比较常见，但有一些，比如说有245种西藏杜鹃，就是从古地中海迁徙过来的，它们最初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杜鹃所属的Ericaceae科是西藏植物区系五大科之一，其他四个科是 Leguminosae, Rosaceae, Gaminaceae以及高度进化了的 Compositae。
在西藏除了发现的1300种植物以外，还有高大的灌木和乔木，有许多经济价值很高的、生长迅速的针叶树。有些针叶树，比如云南松、高山松, 喜马拉雅松, 西四川云杉和黄果云杉等在中国其他省份也有发现，但有十五种针叶树只生长于西藏，它们中最常见的有喜马拉雅松、长叶松、喜马拉雅枞、喜马拉雅落叶松和喜马拉雅丝柏等。这些树种大多数都发现于西藏东南的森林带，即横断山脉的南部山区及雅鲁藏布江温暖潮湿的峡谷中的大片原始森林。在高原的低纬度区，例如亚东附近，有亚热带的常绿林，里面有许多宝贵的阔叶硬木树，和种类丰富的蕨, 苔 藓, 地衣，也包括许多真菌。
作为一个研究影响林木健康的病菌的植物病理学工作者，和一个对各种蘑菇感兴趣的菌类学工作者，当得知将有机会进入现代科学工作者从未勘察过的地区时，我激动极了。更让我激动的是，我很有可能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并以我的名字为它命名。这是我的一个夙愿，发现一个新物种，加入那些科学家和老师们的先锋行列。他们在学术上是我的指导者，他们激励我，向我传授知识和技能，从而使我也有可能踏着他们的脚步前进。
整理生物数据的国际体系是在十八世纪中期传到中国的。1759年，一位法国科学家P.M.
来到中国，不久以后发表了他在中国发现的新物种，这促使中国学生开始学习国外的知识。鉴别一个新物种可不是一件小事，其过程类同于发明创造。鉴别者必须有坚实的知识经验基础，并且对某一个属及那个属中不计其数的种都十分了解，这样，当某个标本的主要特征不符合那一属的已知参数时，他才能辨认出来。在二十年的野外工作中，我采集和鉴别了许许多多的真菌标本，觉得自己已经能应付这个挑战了。我急不可待地想要赶紧出发，开始我对青藏高原的第一次探险。

正式科学考察(1975)

终于，在1975年5月，当觉得已经准备充分了时，我们由北京飞到成都，登上了一架飞往拉萨的飞机。快到拉萨机场时，每个人都十分紧张，因为两边都是崇山峻岭，我们看不到可以降落的地方。飞机安全着陆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更令人不舒服的头疼又来了。机场距市区有90公里，我们坐卡车颠簸了三个小时，当到达拉萨时，好多人都因3380米的海拔而感到头疼和恶心。我因为经常在山区工作，所以比大多数人的反应都要轻微，是极少数几个能有胃口吃下为我们准备的美味晚餐的人之一。我们住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里，这里也为那些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提供住宿，因为那时在拉萨还没有别的招待所。非常凑巧，与我们同住的有一支从珠峰回来的中国登山探险队，里面有一个藏族女队员潘多，她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了这支登山队的成绩，特别敬仰他们的成功，很为能亲眼看到他们而激动。潘多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她三十七岁了，比队里其他一些年轻队员要大得多，然而在许多年轻人失败了的地方，她成功了，因为她的身体和意志都很坚强。我俩经常聊天，有一次我告诉潘多：“我为你和你的成就而骄傲，我跟你比真是差远了。”让我惊讶的是，她说：“我也为你而骄傲，因为你是第一批来到并研究我的家乡西藏的科学家之一。”听她讲了她是如何克服了许多困难，忍受了海拔比拉萨还要高一倍多的地方的高山反应之后，我觉得要想达到她的标准还很难，我决定，要充分利用前面的每一次机会。
我在拉萨市内走了走，发现这里古老的街道空荡荡的，十分单调，街上风很大，气味很难闻，但在看到雄伟的布达拉宫时，我就把这些都忘了。布达拉宫是西藏最宏伟的佛教寺庙，也是最美的景色。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尤其是夜里，高海拔和干净的空气使得星星看起来格外近，在漆黑的天幕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明亮。稀薄干净的空气使青藏高原暴露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之中，使得当地人很容易患上皮肤癌，但也为拉萨赢得了“日光城”的美名。城市周围的植被很有限，除了几小块刚刚吐绿的柳树和杨树外，就只看得到一些矮小的柏树了。我们在成都开计划会时，听说在拉萨有一棵五百年的古柏，是由唐朝从长安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种下的。我们得知，这次联姻在中原与吐蕃之间建立起了最初的联盟，这被认为是1951年中国努力重建这一联盟的部分原因。我们的指导向我们强调，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和宗教信仰。
我们在拉萨呆了十天，为四十个考察队将在野外度过的四个月准备必要的供给和交通工具。部队给我们提供了厨具和军用食品，盐、油、米、面粉、面条、干海藻、糖、巧克力和其他各种罐头。我们的野营装备有很重的军用帆布帐篷，和一些美国产的鸭绒睡袋，这是自然资源委员会设法在朝鲜战争后作为剩余物品弄到的。这次发给每个人的睡垫不是床垫或吊床，而是鹿皮，这是一种能有效防潮的古老方法。个人的装备必须严格挑选，我们得意识到，有限而简陋的交通使得车辆受到了限制，我们得自己背着野营的必需品。我的装备除了几件衣服之外，主要就是我那台贵重的防滑显微镜、重要的参考书、一个用来在野外鉴别标本的轻便透镜、一本植物杂志、一个植物采集箱和一个用来装标本的特殊容器。
我被分到一个林学组，我们组共有五名科学工作者，六个助手（从当地雇的藏族年轻人，既是劳力，也当翻译），还有两个司机，各开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后，该出发了，我和另一个来自四川林学院的女队员爬进了卡车驾驶室，我们的队长李文华、另一名林学家韩育方和真菌学家宗毓臣则在卡车车斗里，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堆箱子中间。其他人坐吉普车。很不走运，我们的卡车司机不太合作，他姓葛，是退役军人，他坚信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认为知识分子都是寄生虫，比战士和工人要差远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得在青藏高原上奔波。他不喜欢给我们开车，总是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对我们，这使得我们组的士气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直到后来我们学会了对他的这种态度不加理会。
第一天我们沿公路从拉萨往南走，经过了世界上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江，在海拔4200米的羊卓雍错边宿营。羊卓雍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支流众多，占地600平方公里。湖特别美，倒映着蓝天，湛蓝湛蓝的。离我们几乎是荒芜的宿营地不远，就是湖岸，水里满是一种小鲶鱼，用碗一次就可以舀上来四五条。这些鱼本来可以成为我们一顿丰盛的晚餐的，但我们还是把它们都放回了湖里，因为我们不敢吃。我们听说过藏族传统的“天葬”，人们将死尸放在露天处，让秃鹰来吃。这些在湖面上空盘旋的鸟，说不定会把一些尸肉掉到湖水里。谁知道这些鱼是不是吃了人肉的呢？我们可不想试试，所以那天我们还是吃的一餐半生不熟的米饭。
野营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发现，通常煮饭的方法在这里不太适用了。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水的沸点降低，这就意味着，即使是用压力锅，饭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熟。我们的藏族助手们建议我们最好是吃当地的传统主食----糌粑。糌粑是将炒大麦粉和豆粉放在一个陶碗中，然后用茶和成面团，它比米饭要好吃和有营养一些，也更容易做。我们很快就决定了，应该带上做糌粑要用的东西。我们还学会了很有意思的西藏传统的泡茶方法。他们的茶叫酥油茶，在牛粪烧的火堆上将水烧开后，把一块茶（从“茶砖”上掰下来的。“茶砖”是通常用来包装干茶叶的一种方法）、盐和牦牛油放入一根用松木做成的长管子中，把开水倒进去，再盖好盖子，有一个木头活塞穿过盖子，在里面搅拌。然后把管子里的水倒入水壶，再次加热后，又倒入木头管子进行搅拌。茶泡好后，第一道用来和糌粑，其余的就倒入小碗中喝。我们还听说，走远路的西藏人常常带着土豆，把它们和很辣的青椒一起扔到火堆里烤，再加上糌粑和酥油茶，这就是简单经济、营养丰富的一餐饭了。但不管怎么说，糌粑毕竟是一种学会吃的东西，我们组里的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吃熟悉的米饭，尽管它得花更多时间才能做好。
第二天我们继续往南，公路随山爬得很高，我们经过了两个海拔5000米的山口。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看到的一种生长在那么高的海拔处的、最不寻常的植物----雪莲，它是高山植物的一种，高山植物都具有有效防寒和防强烈阳光照射的结构。雪莲的茎和叶上都长有绒毛，它们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防止水分迅速蒸发的隔离室，从而使得植株能开出像莲花一样的巨大奶油色花朵，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看起来格外迷人。但我们对这一美景的欣赏却被高山反应、极度的寒冷和阳光的反射所打扰。我们组的很多人都头疼得厉害，所以当公路又下到一处长满青草的高原上时，大家都轻松多了。我们继续向帕里前行，计划在那里呆两天。
由于恶劣的气候，加上土地贫瘠，高原的植被非常有限，但还是有能为野牦牛提供食物的草地。我们看见野牦牛在一块块残雪之间吃草，当车从它们身边驶过时，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路边有一些草木，像山艾树和野菊花，但除了一些矮小的高山桦和扭曲的塞宾柏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树了。没有树或是灌木丛，我们几个女性要在路边方便一下就成了问题。我们的几个藏族女助手都特别文静害羞，我就用一把大伞给她们做临时的帘子。
高原人口稀少，很少能看到人烟，因此当在路上碰到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时，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停下来，通过一个翻译和她聊天。她告诉我们，她二十九岁了，和丈夫一起住在附近，喂养牦牛和绵羊。她说她丈夫不在家，因为他骑马去帕里（得花两天）看电影了！这个妇女邀请我们去她不远处的家看看。房子是用木头做的，但没有窗户，所以里面很暗。我们看到屋子里还有两头牦牛犊，因此也就不奇怪屋里有一股强烈的牦牛味了。屋里有一张大床，铺着一大块毛毯，上面躺着一对双胞胎女孩。我感到十分惊讶，这个女人竟然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养育五个孩子。但她穿着肥大的传统服装，戴着银首饰，皮肤平滑有光泽，看起来很健康，也很幸福。她想给我们烧茶喝，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呆下去了。临走时，我们给了最大的那个孩子一些糖，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糖。
帕里海拔436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社区之一。它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猪山”，因为它附近有一座山形状像头猪。帕里位于西藏高原的边缘，村边有一条长十四公里的路，它直插入藏布河谷，路的那一头海拔下降了1600米，是位于中印边界的亚东。我们在帕里只呆了两天，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海拔较低的藏布河谷勘测那里丰富的亚热带森林。但就是在帕里附近，我非常高兴地采集到了一种稀有的菌类--虫草（Cordyceps sinensis），一般被称为“冬虫夏草”。正如它的俗名所显示的，冬天时，它的孢子附着在一种毛虫身上，并以之为食，直到毛虫死去,其体内也充满了菌类的组织，最后，到夏天时，它就长成了一棵菌类植物。“冬虫夏草”在中国一直是一种民间草药。1975年时，晒干的冬虫夏草在帕里市场上能以每片一分的价格买到，而二十年后的今天，价格已经猛涨到了每磅六百美元。这主要是由于一件事实的公开，即，一位在1996年奥运会上获金牌的中国女运动员据说是在训练饮食中加入了冬虫夏草。很不幸，对这种只生长在西藏少数地区的稀有物种的强烈注意已经威胁到了它的生存，除非人们能对它进行人工种植，否则冬虫夏草有可能会灭绝。不过，在世界其他地方，还生长着虫草属的其他一百多个种类，它们也被证明是有药用价值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所工作的地区中，生长有大量菌类，这使得我有了很多有趣的经历。在从帕里到亚东的路上，我们碰到了一队来自拉萨西藏中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正在进行野外的中草药采集。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真菌学者时，便告诉我头一天他们在一个较远的村子里发现的一大片生长在死了的李树上的灵芝。灵芝一直因其药用价值而十分珍贵。这些学生希望我能去那里看一看，帮他们的老师鉴定一下那些灵芝，因为灵芝属(Ganoderma lucidium)有许多不同种类。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曾有一篇学术文章，描述了不同颜色的各种灵芝，及其特殊的生态位置。我决定要去那里看一看。学生们给我画出了一幅详细的地图，第二天，吉普车司机载着我和另一个助手去了250公里以外他们所描述的地方。看到这么多的无主灵芝，我十分激动，一口气采集了250多个标本，急切地想要用显微镜对它们进行观察，以寻找相近种类之间的区别。我没有装标本的盒子了，所以回到营地后，我小心谨慎地将这些珍贵的标本用床单包起来，放在帐篷里。正巧那天晚上有二十个古生物学者到了我们的营地，我记得他们打了野鸽子作晚餐，我们还开了一个联欢会。很不幸，我的助手向很多人讲到了我们的采集，结果第二天，当我在野外时，有人到了我的帐篷里，拿走了每一个灵芝的唯一标本。我不是个爱哭的人，可当我发现灵芝被偷时，我哭了。丢掉了这么多重要的研究标本，我又伤心又愤怒，因为我知道不会再有机会回去采集了。
几个星期后，当我们在亚东工作时，我采集到了其他一些有药用价值的菌类标本，这多多少少对我是一个补偿。有一天我在一段腐朽的硬木上发现了一些蜜菇 假蜜环菌 (Armillaria mellea)，根据我所学到的知识，有一种叫做天麻（Gastrodia elata）的块茎植物是与蜜菇共生的，它在治疗癫痫病方面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从未见过天麻，但发现的蜜菇（我们美餐了一顿）使得我找到了大量在腐烂的木头深处、生长在蜜菇上的这种块茎植物。休息的那天，我告诉朋友们我是在哪里找到天麻的，他们每个人都赶快采了大概有五磅，准备晒干了带回家送人，这可值一大比钱呢。天麻在西藏十分珍贵，在这里，由于近亲结婚，天麻及其他一些病症极其普遍。我们在乡间经常能看到一些精神失常的当地人，看到他们，我觉得十分难过。
另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菌类是云芝(Polystictus versicolor)，经常用于治疗胃癌。在亚东地区，发现了大量这种色彩斑斓、非常美丽的腐生蘑菇，它们生长在橡树上，这些橡树由于云芝的生长而枯朽。我采集了大量的云芝，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砍掉长满了云芝的树枝，防止孢子扩散，我希望这样能控制橡树的腐烂；此外，我还想给北京中医院送一些样本，让他们可以做医学上的进一步研究。
亚东（海拔2865米）位于三条河的交汇处----从西北方流来的唐卡河、从北边流来的康普河，和从东南方流来的阿莫河。它是肥沃的亚热带藏布河谷的主要商业中心，河谷里的人们种植大麦、荞麦、小麦和土豆。我们在亚东呆了三个星期，住在镇上，我们可以使用当地的一些设备，并建立起一个基地，从那里出发去野外。由于亚东靠近中印边界，所以有一支驻军。这些与外界隔绝的战士们对我们和我们的工作感到新奇，很想和我们交往。当地的西藏人也都十分友好，很愿意做我们的助手。事实上，他们的敏捷灵巧能帮助我们从险要的地方采来标本。他们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要月亮，我们也可以弄来。”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肯定是从当地众多的猴子那里学得这么灵活。虽然猴子很多，但当地人从不吃猴肉，因为他们觉得猴肉很脏。有一天，几个当地的农民送给我们一些新鲜肉，说是“羊肉”。而我们碰巧在头一天晚上在森林里听到了枪声，那天下午，敖特根和我看到在一个码头上晒着好几个猴爪子。我们都知道最近的羊群也离这里很远，因此不难猜出那些“羊肉”是什么。那天晚上，我们组的好几个人都说自己太累了，不想吃饭。
六月，亚东的天气温暖潮湿，几乎每天都要下一两场雨，我们呆在野外，身上就没有干过。更烦人的是蚂蝗，我们简直没办法躲开它们。哪怕我们用棉绑腿紧紧地缠在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时，绑腿还是会被血浸透了。但持续的温暖湿气却使得草木青翠欲滴，并为蘑菇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而能看到这么多数量种类都极其繁多的蘑菇，是叫我格外高兴的。在助手的帮助下，我一个小时就可以采到满满一大篮蘑菇。有些被小心地包起来，用作标本，其他的则作为食物，因为我看到有些蘑菇是可食用的。我采集到的有美味牛肝菌 (Boletus adulis)，即味道鲜美的白色菇，也叫 ，还有菠萝菇（凤梨小牛肝菌，Boletus ananas）， 猴头菇（Hydnum erinacaus）和虎皮菇（Boletus spp.），这些都是可以吃的。我很奇怪，当地人对我们吃这些蘑菇表示担心，并警告我们它们可能会有毒。我们得知，他们很少吃蘑菇。一个老人告诉我说，在亚东地区，哪怕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味道鲜美的蘑菇，它的有些部分也会有毒，比如说，菌帽也许能吃，但菌柄就不能吃了，或者是当把某种蘑菇和其他食物一起吃的时候，它就有毒了。这些话我闻所未闻，觉得简直难以置信，尤其是我们已经吃过很多蘑菇了，也并没有出什么事。可后来有一天早上，有十二个战士和我们组一起吃早饭，我们喝了一盘用虎皮菇和一种叶茎里有奶液的莴苣做的汤，这盘汤最后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四个小时后，二十六人中有十八个，包括我，又吐血又拉肚子，都被送到了当地军医院的急诊室。可奇怪的是，我们组里有几个西藏人虽然也喝了汤，却安然无恙。我们服下木炭粉以催吐，大多数人都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恢复过来，因此我们在亚东比原计划的要多呆了一阵子。

三趾马化石群发现的故事

在西藏高原考察的科学家中，有一多半的人是地质学或相关学科方面的专家。在那里，地球物理学者研究地表的自然特征，地震学者测量地壳运动，地球化学学者对地球的化学成份进行取样，矿物学者勘测矿物资源，地形学者研究地形，水文学者观察地表水和地下水，古生物学者则寻找动植物的化石。古生物学者组特别重要，这一组有来自古人类学学院的代表，而古人类学学院在中国科学院颇有名望。1927年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推动了对人类及其他脊椎动物进化过程的研究。而西藏高原很可能蕴藏着大量恐龙和现代哺乳动物祖先的化石。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由一些年轻的古生物学者领头，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考察，那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了他们学科领域中的大家。但是很遗憾，1975年时，这些经验丰富的高级学者年纪都太大了，没法参加这次大工作量的考察活动。因此古生物学者组里都是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
在高原北部的一个考察点，我们林学组正好和一个地质学队一起在一个小山村附近宿营，村民们帮助我们干一些诸如砍树、挖土坑和挖化石之类的体力活。村子位于海拔4300米的地方，早上，我们两队人一起吃过早饭后，地质学者们就上山，到他们海拔4600米的考察点去，而我们林学组就下到生长着云杉的3800米的海拔处。有一天，地质学者们邀请我们去看看他们正在挖掘的一个三趾马的化石，三趾马是一种生活在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哺乳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了，人们曾经认为它是现代马的祖先，但现在一般认为它只是一种与现代马较近的种类。我站在野外山地上，看着这个在一万多年以前死去的动物的遗骸，不禁想，在它生活的时代，喜马拉雅山还很年轻，而我脚下的这块高原还没有形成呢。想一想，构造板块分离时的巨大作用力使得高山形成，这些化石也随着它们所嵌于其中的岩石被推起而缓慢上升了几千米，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呀！我们看着这些缺乏经验的年轻古生物学者用最简陋的工具进行着挖掘工作，他们用地质学者的锤子来将化石从周围的岩石中剥离出来。就在我们看着时，一个年轻人不小心用锤子敲断了化石的一颗牙齿。由于牙齿在鉴别物种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年轻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队里的其他人都责骂他，很多人都愤怒地大叫：“别拿锤子砸石头，砸你自己的脑袋吧！”
几天之后，这个三趾马的另一颗牙齿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当地的村民对这个发掘出来的化石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很奇怪，这个远古的遗骸竟然在他们脚底下躺了这么久，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地质学家们就在一张桌子上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化石标本展，几天里，不但村民，其他队的队员、还有驻扎在这一地区、保卫科学工作者和村民安全的战士们也都来看展览。但展览没有人看守，结果人们惊讶地发现，有一颗珍贵的牙齿化石不翼而飞了。各方召开了紧急会议，每个人都被叫去问话，以寻找这个丢失的宝贝。村民们汇报说他们看到一辆军用大卡车载着一车战士来看展览，于是地方的部队领导赶快调查是哪些人。经过大量问话之后，终于找到了肇事者，就是这些来参观的战士们的负责人，他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了那颗牙齿。在问到动机时，他说，他听到牙齿化石在鉴定物种上的重要性，所以他拿了这颗牙齿，想对化石多了解了解。当时他把它从桌子上拿起来，由于激动而将它掉到了旁边一个藏族妇女拎着的篮子里，可篮子底有个洞，牙齿化石又从洞里掉到了地上。他再次将它拿起来，但没有把这颗化石放回桌子上，而是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终于失去了一个补过的机会。他受到了惩罚，很长一段时间行动都受管制，战士们也都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这件事对考察队却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向每个人说明了，看管好从野外采集到的标本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所采集到的标本的数量渐渐地成为了一个问题。古生物学者们挖出了四吨重的化石，占去了他们卡车的所有空间，没有地方放其他物品了。在那种偏远的地方，要想生存，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林学组向其他科学工作者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们把一些东西放到我们的卡车上，尽管我们也空不出多少地方来，而我们那位令人不快的司机就又有了抱怨的理由了。

一次落马的经历

由于西藏各山村附近的森林都因建筑和燃料而被大量砍伐，林学组就从一个村子里租来了几匹马，这样我们就可以走较长的路，去一些无人到过的原生林了。我在内蒙时经常骑马，但那都是些矮胖的小马，适于在平原上行走。可西藏的马大不一样，它们十分高大，腿很长，能够灵活安全地在山路上和独木桥上行走。我发现要骑上它们非常困难，坐在马鞍上看下去，我觉得自己离地面特别远。好在我的那匹马很安静，而且负责这些马的人也很有经验。那一天，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小时了，正在穿过一处陡峭的峡谷边上的一个林区，峡谷下面就是河。我走在队伍前面，这时李队长指着前面一处特别好的、我们正在寻找的云杉群。我满心激动，直冲过去，却没有发觉我的马上方就是一个倒悬着的云杉枝。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正在石头地面上迅速地滚向峡谷边缘。在最后一分钟，我终于用脚勾住了一株灌木，停止了滚动。我仰面朝天，脑袋几乎就是悬在悬崖边上。背着的相机被压在身下，厚厚的镜头在我的肋骨和岩石之间被压得粉碎。我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戳在背上，当队友们将我拖到安全的地方时，我感到特别特别疼，以至于觉得自己都要死掉了。那会儿是中午，我们离村子有四小时的路程，手头也没有药物。我当时十分痛苦，但我们队大老远来这片云杉林考察，我不想让这次机会因为我而泡汤。我知道他们还得花五个小时，我就告诉他们，就让我躺在地上，等他们弄完了再说。
那个下午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每呼吸一次，疼痛似乎就让我更加无法忍受。可更难受的还在后面，我必须再回到马背上，忍受又一个四小时的煎熬，回到村子。在村里，我的疼痛也没有丝毫减轻。我在黑暗而臭气熏天的屋子里，躺在我那张老鼠和跳蚤肆虐的床上，听着我断裂的肋骨互相磨擦，不停地吞下阿司匹林止疼。结果我们的那一点阿司匹林都被我吃完了，正好那时我的胃也已经再也受不了了。我觉得让别人看见自己哭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但在那样一种痛苦之中，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然后我又听说我焦急的队友们想把我送回北京，我在疼痛之外又感到了沮丧。对我来说，这是最丢脸的事了，它标志着失败，同时又证实了孙鸿列的担心，认为女科学家不够强壮，不宜于参加对青藏高原的探险。我一直努力工作，准备好一切，并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很多标本要采集和鉴定，可我却得放弃，这简直不可想像！我知道自己的伤并不是致命的，我相信只要疼痛能减轻，我很快就能恢复过来，因此我决定要坚持住，并证明我不是个麻烦，而是能胜任在队里的位置。我们组在这个地区还要呆三天，然后他们就准备骑马长途跋涉去昌都镇。同伴们担心我无法完成这次行程，他们建议说，他们可以从昌都给我弄一些药送回来，这样我就可以去昌都，然后从那里我就可以去北京了。我费了好大劲，最后终于让他们相信我能和队伍一起去。我忍受着行程中的痛苦，想着也许能在镇上找到一个能帮助我的医生，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留下来，和探险队一起，完成我的工作。很幸运，我们找到了一个中医，他在我背上贴上烤热的膏药，并把手搓热了给我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他还用传统的方法给我拔火罐，吸出瘀血。拔火罐就是先用烧着的棉花团在小罐内部形成真空，然后将小罐按到皮肤上，由于吸力，小罐会牢牢地吸附到皮肤上，大约二十分钟后将它取下来。皮肤上会留下一个红红的圆圈，而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我自己则服用维生素C，并吃一些含有大量蛋白质的东西，比如牛奶、黄油、奶酪和猪肉，这些都是好心的西藏朋友们送给我的。只用了两个星期，我就能重新工作了。但这次痛苦的经历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后遗症，断裂的肋骨成一个奇怪的角度自己长好了，在我的背上形成了一个肿块。当天气潮湿时，那个肿块就会疼，这疼痛又会勾起我痛苦的回忆，但它也让我骄傲地想起，我没有被那次艰苦的经历所打败，而是战胜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考验之一。
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及随后四人帮倒台之后，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了变化。邓小平宣布说，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作为这种变化的结果，科学家和教授们回到了北京，重新进行他们的教研工作。政府还努力恢复长期受到冷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中心，林业科学院也包括在内。由于要重新进行一些研究计划，所以急需一些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我和我的丈夫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而且在各自的学科中都有较高的威信，被认为是领头人。结果，在1977年，林业科学院联系到了在内蒙的我们，希望我们到北京工作。我将负责一个森林病理实验室，昂和则将继续研究他的专业森林经理学。我们觉得很光荣，很激动，但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要回到北京，我们必须要有北京户口，这是每一个市民都必须有的。户口很难解决，因为这是政府用来控制北京人口的一个重要办法。昂和弄到了所有必需的文件，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北京户口。但到了北京后，我们面临着更多的复杂问题。工作是有了，但我们却被告知不仅必须自己找房子住，还得负责为进行工作的实验室选定一间办公室，因为林业科学院的房子还被部队占着呢。一九八十年后我们家因得知婆母消息及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植物病理系邀请我合作研究荷兰榆病及锈病等国际流行病; 这样, 又开始了生命新的一页。(梅雪琴教授研究生小组 整理)